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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某通过时任上海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负责人的葛某介绍，于2018年4月支付300万元购买锦乾-星远航3号分级基金，投资期限12个月，基金管理人为上海通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机构为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此后，上海通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协会注销基金管理人资格，任某向其主张返还投资款和利息未果，便将上海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和上海好×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认为葛某未就案涉基金进行风险揭示，并认为其推介案涉基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基金系由管理人自行募集，并未委托销售机构，所以，葛某推介案涉基金的行为应属于其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并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基金与好×大连分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性，因此，葛明媚的推介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此外，案涉基金是依法成立的合法产品，即使原告有损失，也应当依据基金合同等证据，依法向基金管理人、托管机构主张权利。因此，任某向二被告主张赔偿损失，不予支持。任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主要事实：2012年至2013年间，李某曾在华夏银行长安支行多次购买其工作人员销售和推荐的理财产品。2014年3月7日，李某在华夏银行长安支行职员赵某、吴某的推荐和介绍下，签订了《北京元亨同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该合伙协议约定：李某作为有限合伙人入伙金额为人民币110万元。随后，李某将110万元汇入北京元亨同为投资中心账户中。经查，该投资中心系案外人嵇某和案外人元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合伙人投资设立。2015年3月18日，合伙协议及附件约定的返还合伙资金本金及收益的日期到期后，北京元亨同为投资中心、嵇某及元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未向李某支付合伙资金本金及约定收益。

　　2017年6月20日，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查明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在2013年至2015年期间，发生了多名员工违规向客户推介、销售非本行代销的私募基金及其他第三方理财投资产品，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行政处罚。2020年7月7日，法院判决被告人嵇某、赵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其退赔投资人的经济损失，预计退赔李某的金额为20031.05元。现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华夏银行长安支行赔偿其遭受的损失。一审判决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华夏银行长安支行向李某支付财产损害赔偿款215993.79元，驳回李某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裁判观点：根据查明的事实，在赵某担任华夏银行长安支行客户经理期间销售该行理财产品的方式与其私自向李某销售非该行理财产品“元亨同为”的方式基本相同，而赵某的身份以及双方之前的交易服务关系一定程度上为赵某成功销售案涉理财产品提供了条件。作为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赵某的工作单位，华夏银行长安支行应当能够预见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其员工私售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但客观上该行却未能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及时发现赵某的私售行为。赵某私自销售“元亨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行为与华夏银行长安支行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过错行为相结合造成了李某的投资损失，与李某的投资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在扣除刑事案件退赔金额后，确认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华夏银行长安支行在20％的过错程度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因而予以维持。

　　2016年7月，邓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基金合同指定的私募基金清算专户支付投资款。同年，博纳方德以其管理的方德博纳股权投资二期投资基金分四次向方德智联增资，最终持有方德智联31.18%股权。方德智联系博纳方德的股东之一。邓某以博纳方德在案涉私募基金的募集、投资、管理运作过程中，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以及，博纳方德与目标公司方德智联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自己作为投资人至今未获任何投资收益等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方德博纳股权投资二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纳方德赔偿邓某本金以及利息。一审法院驳回了邓某的诉请，其不服提出上诉。

　　关于邓某是否有权主张解除合同的问题，也即博纳方德是否存在严重违约行为。首先，案涉两份基金合同明确约定，两支基金用于投资方德智联股权的资金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均不低于98%，邓某对两期基金购买方德智联的股权份额和增值扩股的情况是知情且同意的；其次，方德智联持有博纳方德的股权，该持股信息系公开资料，且博纳方德在二期基金的合同中也公布了目标公司的网站，不应因基金管理人未就两公司的关联关系另行告知或披露便认定两公司之间的投资交易系不当交易；再次，在股权投资领域，并不完全以企业净资产为对价进行股权买卖，在邓某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违法交易的情况下，根据司法谦抑性原则，司法权对此应保持审慎的态度，不宜过度介入，故法院对此不予评判，不能从投资结果来推导在前的投资行为存在不当；最后，并无证据显示博纳方德存在违规操作和未尽审慎义务、未履行信息披露或未履行管理人义务的行为。

　　主要事实：2012年6月，君投中心与姜某签署《投资协议》等一揽子协议，约定君投中心入股浦州航空。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如发生约定事件，君投中心可要求姜某受让其持有的浦州航空全部或部分股权，加上每年15%投资收益。君投中心于2018年4月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姜某赎回君投中心持有的浦州航空股权并退还投资本金，并判令姜某支付投资收益余额。该案经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生效判决支持了君投中心的回购请求。后经法院执行，姜某已全部履行了判决书载明的义务，该案已执行完毕。此后，君投中心再次向法院起诉，主张履行其作为浦州航空的股东的知情权。经查，在君投中心提起本案诉讼时，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浦州航空股东为姜某、蒋某、君投中心。一审法院驳回君投中心诉请，其不服提出上诉。

　　股东知情权纠纷是公司内部纠纷，特别是在本案股东存在撤资或股权回购，但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情况下，考查股东资格更应当依照当事人的协议进行判断。本案上诉人已通过股权回购诉讼做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亦已被法院生效判决支持，且已执行完毕，上诉人已丧失股东资格。其次，上诉人在其提起的股权回购案起诉状中明确记载：由于浦州航空连续多年业绩未达到其承诺的标准，且触发了协议中约定的其它两项条件，姜恩颖须依约赎回君投中心持有的股权。

　　主要事实：2011年7月，贾某与天津益富海合伙企业（“天津益富海”）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并约定：贾某提供资金500万元委托天津益富海以其名义投资拟上市公司——捷佳伟创公司的股权；如捷佳伟创公司股改并成功上市，天津益富海告知贾红本次委托投资资金在公开发行并挂牌时的捷佳伟创公司中的股份数和股比（“代持股份”）；在天津益富海所持捷佳伟创公司股份（含代持股份）禁售期满后，贾某通知天津益富海在确定时间内以当时市场价（或确定的可减持价格）减持代持股份；天津益富海在减持代持股份的资金到账后3个工作日内将该资金支付给贾某。《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签订后，贾某（含其授权主体）向天津益富海汇款500万元。后捷佳伟创公司成功股改并上市，贾某在代持股份禁售期满后通知了天津益富海减持代持股份，但天津益富海在减持代持股份后并未按约定向贾某支付减持股份所得款项。贾某遂起诉要求天津益富海支付减持捷佳伟创公司代持股份所得税后价款和利息，以及贾某的维权成本。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贾某与天津益富海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所约定实施的系由实际出资人贾红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并以名义出资人天津益富海为名义股东进行股权处置的行为，即股权代持行为。《证券法》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份，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其他对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监管举措将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本案中天津益富海以自身名义参与捷佳伟创公司的上市发行，名列捷佳伟创公司前十大股东之一，却隐瞒了实际投资人贾红的身份，故天津益富海、贾某双方的行为构成了发行人股份隐名代持，《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违反公司上市系列监管规定，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公共秩序，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共利益。故一审法院认定《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无效。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针对本案的股份投资行为，是以获得股份收益为目的，并伴随投资风险的行为，在适用公平原则确定合同双方所承担的责任时，应当着重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对投资收益的贡献程度及考虑谁实际承担了投资期间的机会成本和资金成本，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将收益主要分配给承担投资成本的一方，二是对投资风险的交易安排及考虑谁将实际承担投资亏损的不利后果，按照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将收益主要分配给承担投资风险的一方。一审法院以此为基础，综合考虑贾某与天津益富海合伙企业双方对于投资收益的贡献程度和投资安排，酌情确定贾某应当获得投资收益的70%，天津益富海合伙企业应当获得投资收益的30%。天津益富海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