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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产品既是一种重要的市场融资渠道，也是众多投资者的理财选择。因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征，国家规定只允许具备一定资金实力的合格投资者购买。“为了避免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第三方公司通过返佣、贴息等不正当手段销售信托产品，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判断，增加金融市场潜在风险，监管部门明确规定信托产品只能由具备相应资质的金融机构代销。因此，沈某销售信托产品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显而易见。但认定李某、徐某是否构成受贿犯罪，还需要重点审查二人是不是向S投资公司真实出资，这是区分商业投资和权钱交易的关键。”姚旭表示。

　　“虽然二人在调查阶段表示愿意认罪认罚，但始终坚持当初是约定合伙经营、领取分红。这让我们意识到，二人内心并非真诚悔罪，极有可能翻供。”姚旭说，“对二人讯问前，我们就制定了详细的提纲，从约定‘合伙’的具体内容到最终为何散伙，从信托业务洽谈、立项、审批到销售的内部程序，从S投资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模式到李某、徐某参与公司经营情况等，全面固定相关事实。”办案检察官在加大审查力度的同时，协调监察机关对仍被留置的行贿人沈某加强讯问，并询问S投资公司员工关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沈某交代，市场上像S投资公司一样的第三方公司很多，不给李某、徐某分利润，他们是不会把业务交给他做的，除了A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公司的其他业务李某、徐某基本不参与。S投资公司多名员工证明，平时公司的日常经营都是沈某负责，李某、徐某常到公司找沈某，也确实为公司员工培训过，但与沈某之间具体有什么约定并不知情。

　　2020年，A信托公司收紧信托产品第三方销售，李某、徐某无法再将信托产品交给沈某的S投资公司销售，三人终止合作，直至2022年案发。经查，李某收受沈某转账或现金共计1355万余元，另有80万元因案发尚未实际取得；徐某收受沈某转账、现金及财物共计1431万余元。“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对投资形式的监管要求不断放宽，不少犯罪分子以民商事投资掩盖其腐败行为，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做好穿透式审查，防止犯罪分子逃避处罚。”鼓楼区检察院在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该案时认为，李某、徐某利用职务便利，以合作投资为名领取分红，所谓的参与管理、经营只是其利用职务便利为S投资公司获得业务的延伸，并非正常的投资经营管理行为，应当以其获得的全部“分红”认定受贿数额。

　　A信托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结合检察建议分析研判管理漏洞，全面深入查找廉洁风险点，加强关键岗位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信托项目审批架构，成立业务流程优化专班，同时以案为鉴，组织全体干部员工召开警示教育会，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年元旦过后，鼓楼区检察院检察官电话回访了A公司业务开展情况，A公司工作人员反映，典型案例的发布，对公司触动很大，也对规范信托行业产生了良性影响，公司已经从项目准入、审批、投中管理、投后监督、清收化解等方面加强流程管控，全面做好合规经营。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领域腐败行为往往披上市场化、专业化的“隐身衣”，给打击犯罪增加难度。该案中，李某、徐某作为国有信托公司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将信托计划交由非金融机构的第三方公司承销，以“合作经营”为名收受财物，还安排第三方与信托计划融资方签订委托销售合同，为腐败行径精心设计重重“防火墙”，增加了金融风险，破坏了金融秩序。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专业能力，牢牢把握“权钱交易”本质，以“零容忍”的鲜明态度，精准指控披着市场化“外衣”的隐性受贿，以检察建议助力行业治理，彰显了依法严惩金融领域腐败犯罪的坚定决心，体现了将检察履职融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大局的政治自觉。